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野米劇團的《動物農莊》觀後感

世事難料, 看戲也如人生的緣份, 遇上好戲與否, 靠運氣多於靠眼光, 戲的卡士(cast)不一定保證質素。 今年的香港藝術節, 我挑了四部戲看, 挑戲的時候沒有預先做資料搜集, 祗憑名氣卡士。 結果是, 其中由於我對它的名氣認識最少, 因而最沒有期望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 卻竟是我看得最愜意的一部, 尤慶幸看了來自新加坡的野米劇團(Wild Rice)的這齣戲, 使我對今屆的香港藝術節留下了一點美好回憶, 未致於所選四部戲”通盤皆輸”。

「所有動物皆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平等。」是George Orwell所寫的著名小說《動物農莊》其中的名句, 它面世六十多年, 已在世界各地被改編搬上了舞台無數次, 一般慣看舞台劇的觀眾大多對它的故事耳熟能詳, 所以, 今次要看的是野米劇團如何以形體劇場演繹這個劇場老故事。

野米劇團這次演出選用了簡約卻充滿創意的舞台設計, 舞台空而不虛, 簡而不陋。 整個戲沒有多餘的道具, 幾乎是演員的純形體演出。 老實說, 全劇大多數演員的體形並不很標準, 高矮肥瘦不一, 但演員塑造角色的能力非凡, 超越了各自體形的限制, 而且憑其澎湃能量填充了舞台的空間。 各演員於模擬各類動物: 馬、 驢、豬、 羊、 鴿子等的形態維肖維妙; 例如扮演馬的演員, 其踏蹄、呼吸、伸首引頸等形態生動而細緻, 馬的嘶鳴與噴鼻息直教我相信舞台上的她確是一匹馬。

野米劇團的《動物農莊》甚少使用實物道具, 但所動用到的都極盡其效果。 例如, 其中導演就將空調用的管道在舞台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展現出無限創意。 空調管道在不同的場面分別象徵了風車及屠宰場的車子, 它的伸縮、延展及弧線性產生出的形狀變化, 結合了演員的鑽動, 在舞台上創造出奇異而有趣的視覺效果。

我在藝術節裡所看的四個戲中有三個都用上了現場敲擊, 但我覺得野米劇團運用的現場敲擊最為出色, 它充份發揮了現場配樂 (原創音樂) 及音響效果與演員及戲的互動作用, 而泡製出來的音響效果充滿趣味性, 兼且創意洋溢。 它在戲裡起著重要作用, 而它的角色正如它在舞台上所擺放的位置(舞台前左區, 明場), ---既不致淪為幕前點綴, 又不搶主戲; 它有機地融入整個戲裡, 於某個場面, 音樂師甚至介入戲中, 走進舞台中表演, 混為戲的一體。

野米劇團的《動物農莊》既貼近原著情節而又灌注了現代意義。 甫開場, 安排了穿著不同專業人士制服(包括護士, 軍人……)的角色以歌舞亮相, 然後在觀眾面前阧地褪去制服, 蛻變成原始穿著的動物, ---開宗明義, 立意與喻意明顯。 戲的處理不失幽默感, 充滿生氣與動力, 以輕鬆的方法演繹沉重嚴肅的題材, 縱使已熟悉原著故事的觀眾仍會看得趣味盎然, 嘻哈絶倒。 一百分鐘的演出全無冷場, 讓觀眾在笑聲中認同了: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四條腿的都是好傢伙, 兩條腿的都是壞東西) 。

全劇雖祗有七位演員, 但群眾戲的”大”場面調度處理出色, 例如, 槍決一批批無辜動物百姓那一場戲的場面設計與處理, 教人印象深刻。 這個戲的成功在於它的活力與創意, ---整個團隊、各個崗位(導演、演員、音樂等)的創意。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輕飄飄的《碼頭風雲》

本來, 「尋常」本身不是一個缺失, 《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 就是一齣看來尋常、沒甚特出的劇目, 但作為香港藝術節的精選劇目之一, 挾著改編自八項奧斯卡金像奬電影搬上舞台之名, 由英國劇壇巨匠Steven Berkoff 又導又演, 而Berkoff又以剛勁的形體劇場風格聞名, 我對它是抱著比「尋常」高一點的要求的, 更何況它的票價比其他劇目要貴。 它尋常, 我失望透了。

《碼頭風雲》是一部拍於1954年的荷里活電影, 主角是馬龍白蘭度, 當年上映轟動一時,電影反映了當時紐約碼頭工人生活的黑暗面,揭露美國工會的腐敗與墮落, 對工會組織的暴虐提出無情的控訴。Berkoff宣稱將這個高潮迭起的情仇故事以別具一格、剛勁的形體劇場手法呈現在舞台上。

佈景設計是一片空框的舞台, 設置向觀眾傾斜的台板, ---極度尋常的簡約式設計; 背景天幕是美國自由神像的剪影, 神像不是手持火炬, 而是高舉碼頭工人搬貨用的鐵鈎, 簡單而直接的喻意。 全劇幾乎没有道具, 沒有甚麼真實的物件 (除了幾張椅子), 所有東西都是藉著演員的默劇動作模擬出來。

Berkoff 跟飾演男主角Terry的Simon Merrells是眾演員裡演得最”使”勁、 最”賣”力的兩人, 經常甩臂跺腳擺腰, 像在不斷提醒觀眾他們的形體如何”剛”、 ”勁”。 無奈形體動作是有寬度而没有厚度, 動作誇大卻非能量澎湃, 作為拳擊手的Terry, 他握拳、揮拳的姿勢、力度也是輕佻花巧, 一如全劇整體予人的感覺---外形看似勁道十足,份量卻輕飄飄、軟棉棉。雖然Berkoff說《碼頭風雲》的主題很接近希臘悲劇, 但整個戲卻少了一份悲劇應有的沉重。

過於濫用的戲劇化慢動作充斥於整個戲中, ---幾乎每一小節戲、每一個場面轉換都安排演員用上慢動作,全劇節奏平緩。 相當多的場面裡, 演員在前方演戲, 後方就同時安排了好幾個演員作慢動作移動, 令人聯想起儍豹(Pink Panther) 的慢動作, 場面滑稽。 Berkoff大概是吳宇森的影迷, 我猜。

全劇的配樂及演員的衣著都著意營造出美國五十年代的氛圍, 無奈燈光的設計卻背叛了他們的意圖。 燈光的變化的確很靈活, 也成功營造出好幾個場景, 但重覆而且不多變; 色調冷峻孤清, 缺了一份那年代生活環境的沉鬱與壓廹感覺。 飾演女主角Edie的演員本已缺少魅力, 與男主角發生感情的過程更是粗疏朦朧, 因此當她忽然對他說 ”I love you” 的時候, 觀眾不覺哄笑起來。

看戲的當兒, 我聯想起同是今屆香港藝術節劇目之一、 由新加坡野米劇團演出的《動物農莊》; 同是形體劇場, 《動物農莊》與觀眾互動, 令觀眾投入, 深感受到來自演員形體動作的洶湧澎湃的能量, 卻感覺自然;《碼頭風雲》則使觀眾極度疏離, 運”硬”功向觀眾「演」了一個觀眾無動於衷的故事。《動物農莊》的現場敲擊成功融入為戲的一體,《碼頭風雲》則使現場敲擊的作用隱了形。

Berkoff沒有讓他口中宣稱的”英雄”(Terry)死去, 因為他認為如此就接近希臘悲劇。 演到某一個段落, 他讓Terry走到舞台上區(天幕前), 站到碼頭工人行列裡頭, 與眾工人(演員)齊齊朝觀眾深深作躬, 那時候觀眾還以為那是表現劇情的形體動作, 卻𠩤來那已是謝幕, 這樣子的遽然結束, 教觀眾不知所措。 我看的那一場, 洋人觀眾佔了幾近一半, 使我倣如置身於多倫多的劇場裡。 在多倫多的日子, 我所看過的類似的形體劇場, 大多數的風格與水準跟它相約, 《碼頭風雲》的水準相對還不算低, 但在藝術節裡, 它的缺失處正是, 它尋常。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沒有答案的”生活與生存”

《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的演出如小說, 如電影, 一齣稍稍長了點的電影.

它披上了明星的華麗與光采, 滲著文藝小說的感性, 閃動著電影的光與影的流暢. 充滿感性的敍述(旁白), 一如文藝小說裡的文字, 引領觀眾進入聽覺 / 視覺的小說世界裡, 我們甚至可以選擇輕閉上眼, 憑著敍述者的軟語與情感, 在腦海裡描繪出一幅幅旁白文字所描述的畫面. 軟性的幕外音描述了舞台指示、情景、人物內在反應, 甚至人物的動作. 每一場戲猶如文藝小說的一章一節, 滿載了感性. 在下半場戲裡流灑出的音樂配樂, 更為《華麗上班族》勾勒出台灣式的文藝輪廓.

在《華麗》的世界裡, 剪影出張威(Winnie) 、大偉、蘇菲、沈凱、嘉玲這些人物在辦公室裡的生存、在辦公室外的生活. 然而整個戲的轉捩點---「大偉與李想之死」卻使《華麗上班族》失了焦(點). 大偉之死不是”犧牲” 於辦公室的生存遊戲規則之下, 不是敗於辦公室的政治鬥爭之中, 也非敗於對手Winnie的算計裡, 是敗於大偉的個人操守與貪婪, ---以公款作賭注, 是敗於經濟的大氣候, ---金融海嘯. 於是, 這段核心戲並未為權力鬥爭的殘酷立下一個註腳.

《華麗上班族》未能清楚展示出生存與生活兩者本質的不同, 在辦公室的生態環境裡如何發生質變. 它將生活與生存的理想淺化、符號化, 理想變成簡單得祗具一個名字, 一個被隨口喊出來的角色名字, ---「李想」.

李想(理想)在辦公室的出現與存在象徵了甚麼意義? 他追求甚麼樣的生活? 他---理想---跟辦公室裡各人有著怎樣的關連與影響? ---沒有, 我們找不到答案. 《上班族》裡的「李想」(「理想」)是怎個樣子? ---他(它), 討厭上班、在遊旅書欄裡找李光耀的書、天真地將收在隨身包裡的倉底女物送給跟他面試的女上司; 這都博得了我們(觀眾)的一粲. 於是: 大偉擁著李想(「理想」)而殁; 李想(理想)之死「祗是(大偉)忘了把手放開」; 要掙扎往上爬, 須要漫長的奮鬥日子, 李想(理想)的墮落卻快而急遽; 最後, 辦公室的權力重新分配, 女強人Winnie為自己的重新開始 (亦為全劇作終結) 喃喃說道: 「---李想(理想), 一個我好像仍没有忘記的名字……」整個戲裡, 「理想」純然是一個名, 一個詞, 一個符號, 沒有涵蓋任何意義, 也未為觀眾對生存與生活的自省闢下空間.

《上班族》的題材內容與我們的生活明明是這麼近, 現在看來卻那麼遠. 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我們生活的反照, 而是一齣亮麗、帶詩語的舞台劇. 我們清楚地知道, 站在舞台上的是張艾嘉、鄭元暢, 雖然他們都各有個角色名字: Winnie, 李想.

透過《華麗上班族》, 我看到統核主導了《華麗上班族》的女強人張艾嘉的面貌, 比看到主宰辦公室的女強人Winnie更清晰. 而《華麗上班族》再不「非常」林奕華, 而是非常鮮明的張艾嘉.

看著看著, 無來由地, 不期然想起月前來自北京, 於同樣地點上演的《天下第一樓》, 兩者都是普通話的演出, 卻展示了兩地藝文與生活哲學的迥異. 《華麗上班族》台灣式文藝, 輕如秋日中的飄葉, 風中輕吟低訴; 《天下第一樓》舊北京的泥土味, 重如雨後泥濘, 踏實”嘎然”有聲. 前者華麗, 後者樸實; 兩者人物內容雖都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一般距離, 但前者, 不如後者予我感覺一般的親切.

《華麗上班族》淺唱生活的呻吟, 《天下第一樓》承載著生活的重量與質感. 比較兩者, 無意分出孰重孰輕, 畢竟, 生命裡, 我們需要樸實, 也需要文藝, 「生存」,才得以進化為「生活」.




2010年2月22日星期一

《備忘錄》--- 134次性愛Vs三天兩夜的愛情

《備忘錄》 (《L’Aide-Mémoire》) 是法國劇作家Jean-Claude Carrière 寫於1968年的作品, 故事是說一個謎一樣的陌生女子(蘇珊)帶著行李驀然闖進一個獨身男人(尚賈克)的家中, 最後她“侵佔“了他的住所.

尚賈克有一本備忘錄, 內裡記載著每個曾經與他發生過性關係的女伴的資料, 直至蘇珊闖進他的空間裡為止, 備忘錄總共記有134個記錄. 雖然“戰績“彪炳如此, 他卻是個缺乏自信的人, 與女性交往, 從不敢正視女伴的眼睛, 對女伴的一切不大了了, 跟女伴邂逅前的前奏談話也僅限於寥寥幾句公式話, 調情、玫瑰、紅酒、上床、分手都是公式, 於是, 他對伴侣的記憶祗能靠事後記錄在備忘錄裡的記述. 與他發生性事的女人事後祗會化成一串文字與數字, 他的日常生活及兩性關係如同機械, 重複而乏生氣. 而突然闖進他的生活空間裡的蘇珊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在相處的短時間裡, 向他作出大量的傾訴、告白, 當中有真有假, 讓他猜不透, 卻挑動了他所有的情感與神經: 憤怒、嫉妒、驕傲、自卑、 佔有慾; 她對於他, 好像很易得手, 卻又若即若離; 所以, 她最終牽動了他的心. 他要為她辭掉工作, 賣掉公司, 要將自己的住所變為樊籠, 將愛鎖住. 她拒絕, 她說: 「……兩個人要面對面過一輩子, 是多可怕的事情.」 最後, 他離開, 她留下, 好成就了他的住所變為她的家.

她尋求的是一個家, 不是住宿過夜的房子, 所以她從來不肯住酒店. 對於他來說, 他的房子純然是一所過夜的宿處, 不是一個家. 那是134次性愛Vs三天兩夜的愛情, ---須憑記錄在案(“備忘“錄)才得以證明存在過的一夜繾綣對比刻骨銘心的愛.

葛多藝術會與曉角劇社製作《學院派系列》的第二波就選演了《備忘錄》這個演員數目簡單, 卻情感複雜、關係撲朔的劇目, 導演莫家豪為自己設下了大挑戰, 也為兩位年青演員設置了高難度. 要求年青的吳嘉偉演繹一個與一百卅多個女人上過床、 最後被一個陌生女人所迷惑、牽著鼻子走的角色, 要徐靈芝演活一個舉手間就掌控了情場老手的女人, 限於兩位演員的舞台經驗與生活體驗, 的確屬於高度苛求.

一所房子, 兩個男女, 她闖進來, 是為了尋愛, 他走出去, 是為了求愛, 他的離去是為了她的留下; 他離開住所的時候應該是神傷? 抑或期待與希望? 明乎此點, 吳嘉偉處理尚賈克那時刻的情緒, 可能會更準確一點.
吳嘉偉演得很努力, 也表現出了尚賈克的懦弱與缺乏自信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 也使角色看像一個情場初哥多於情場老手; 徐靈芝要背誦大量的台詞, 所演的角色幾乎主導整個戲, 難度頗大, 而她演來亦算平穩, 但嫌缺了角色的精明、強勢與情感飄忽. 兩位演員的表現落於拘謹, 角色的造型也太年青. 這齣戲是關於兩個成年男女的心理角力、愛情觀鬥爭, 兩個角色之間的關係扭轉、感情變化與層次的掌握, 亟需導演及演員花大量時間揣摩及理解, 否則便落於囫圇吞棗了.

劇本寫於1968年, 但從戲中的擺設、道具 (電視搖控、大門對講機等)來看, 導演是將故事改放到了現代, 導演可能沒有考慮到, 就是六十年代這個特定的社會背景---法國當時的男女關係與愛情觀---建立了《備忘錄》這個劇本的寫實性.

舞台美術的設計很有美感及品味, 燈光設計也具水準, 能夠準確營造出每場戲的氛圍. 在小劇場裡搭了一台不小的寫實佈景, 有助演員更容易融入環境與角色, 祗是可能排練的時間祗有一個月, 演員仍未能可以真正”生活”於其中. 或者, 有更多的時間讓導演與演員琢磨劇本與角色, 相信我們可以看到更精彩的演出. 僅在短短的時間內, 以課程及工作的假期排練及製作出這個長達兩小時的戲, 導演、演員及後台製作團隊肯定是付出了不少心血; 縱觀現在的整體表現, 這算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二月廿九》的來由

葛多藝術會最近與曉角劇社合辦製作《學院派系列》演出, 其中一個劇目選了我寫於十七年前的一個短劇作品《二月廿九》, 由在外地戲劇學院修讀戲劇的學生製作及演出. 在澳門今天的功利與實用主義社會裡, 選擇唸戲劇專業是需要一份很堅定的意志及對藝術追求的熱誠, 其中可能會承受來自家庭的壓力, 我是衷心為這些充滿藝術理想的同學鼓掌. 在掌聲之中, 我且在這裡介紹一下這個戲的創作來由, 作為提供觀眾於看戲之餘, 關於這個戲的來龍去脈的一些補充資料.

《二月廿九》是個寫於1993年的獨腳戲, 它曾分別在香港(1993)及澳門(1994)的戲劇匯演中獲得最佳劇本奬. 這些年來它被搬上舞台的次數已不復記得, 此劇除了多次被不同劇團在澳門上演過, 也曾分別被香港、內地及台灣的劇團搬演過. 最近兩次上演的舞台是在台灣, 於去年不約而同分別被兩個戲劇學生搬演, 一個是於去年三月份由台灣「再現劇團」於地下劇會上演 (演出片斷可在網上YouTube看到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AFc0Kko-nc&feature=related), 另一個則是四月份在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第五屆戲劇節春季劇展上演出. 每地演出都會將劇本的內容細節作一些適度修改, 以符合當地的生活實況. 天津戲劇家協會1999年於天津人民藝術劇院上演的時候, 就添加了一些當地的生活小節, 使之地道化, 而台灣文化大學的演出則是改以男演員擔演, 並以台語演出.

寫作《二月廿九》的靈感是來自一則電台新聞, 當時, 新聞以很少的篇幅報導了一則獨居老人在家居去世後幾天才被發現的新聞. 印象中, 那樣子的新聞常見於港澳報章, 卻總是被放於不起眼的位置, 猜想大概那是常有發生的事, 已不被認作為”新聞”的緣故. 於是我向友人說出想以獨居老人作為一個劇本的題材, 但友人即時的回應是認為一般觀眾不會對老人的題材感到興趣; 但我卻有不同的看法, 於是我開始觀察及搜集老人的生活形態, 劇中的老婆婆就是集中了一些觀察所得的樣板人物而塑造出來. 獨居老人不一定是沒兒沒女. 劇中的老婆婆就有八個子女, 她在戲中的遭遇、變故都是我一些朋友的家人的親身經歷. 整齣戲發生於一個下午, 從晌午到黃昏, 到黑夜, 從充滿希望的和暖的陽光過渡到冷寂的孤燈, 讓觀眾目睹老人家的時光點滴地流逝, 在等待中. 故事選擇以輕鬆惹笑的喜劇形式寫出來, 是希望使觀眾處於鬆弛的氛圍下打開心扉, 於嘻哈絶倒的笑聲中, 不知不覺地投進老人家的內心世界裡去; 它, 其實是個悲劇.

這個戲的演出難度在於演員, 複印老人家的形態容易, 了解老人家的心境難, 還有如何掌握節奏, 獨力支撐整齣戲而又使觀眾看得津津有味; 如果擔演的是年青演員, 由於缺乏生活體驗, 演出的難度更大. 創作《二月廿九》的原意是希望觀眾看過戲之後, 於笑過之餘, 對雙親---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父母---多一點了解, 甚而有多一份切實體貼與關懷, 於是也就一直有個侈望, ---於每年的母親節及父親節中上演這個戲, 好讓兒女帶同父母一起進劇場裡觀看, 成為慶祝母親節的例行上茶樓飯館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2010年1月3日星期日

我們的「飛佛」時代

在港澳兩地紛紛高唱推動創意工業或創意產業的年代, 香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賣飛佛時代》(My favourite time) 對此不無調侃與表示困惑焦慮. 它以沙士 (SARS, 爆發於2003年) 作為時代分野, 紀錄及探討後沙士時代的香港文化產業被時代擠壓了它的創意空間.

《賣飛佛時代》是個將文字敍述跟影音媒體結合成的劇場作品, 揉合了新聞片段與紀錄錄像、即瑒攝錄的交織投射與演員敍述. 主景是三個可移動的巨大四方框, 每個框看像一個玻璃房. 三個方框拼湊出一個機場的候機室. 「玻璃室」的運用, 舞台空間及視像投射的處理, 燈光的變化設計, 遍佈於舞台、後台、四方框內的攝影鏡頭(甚至手提攝影), 充份展示了多媒體劇場的力量, 拓展了觀眾的視野與角度, 發揮出豐富的意像.

故事包括了兩條主線: 香港文化創意人的北上發展, 外銷創意; 一個十五歲少女憑自己的設計創業, 創意內銷. 它透過兩個虛構人物傳遞了劇作者對創意工業出路、社會價值觀的詰問. 其中窮家少女賣帽創業的故事是影射了一段今年初被香港傳媒炒作的戲劇新聞.

看戲之前我未知道有關的新聞故事與人物, 由於腦海裡沒有了既定新聞故事的桎梏, 雖然少了觀看時與現場觀眾的共鳴, 卻沒有朝著作者陳炳釗的思路走, 對戲的內容便有了自己另一種铨釋.

《賣飛佛時代》虛構了一個與香港首名H1N1確診者乘坐同一班機抵港的人物張智康, 他本是個文化創意人, 於香港沙士疫症結束之日離港北上尋求出路與發展, 幾年之後, 又於另一個疫症H1N1於香港開始蔓延之日回流, 兜兜轉轉又回到起點, 帶著徬徨與焦慮. 起點又重變回他的目的地. 他在上海機場的候機室裡等機回港, 期間他迷茫於自己的出路與目的地, 他從候機室玻璃牆上的反射審視自己. 自困於玻璃房內, 他乾瞪著眼目睹室外的飛機一架架騰空高飛, 自己則留守原地, 自我封閉於一個空間內, 無法超越框框. 他瞧著自己在玻璃上的佇立影像對比玻璃外他人的越空高飛,, 他猶一再說道 : 「且再睡一會, 再出發.」 但, 在發展快速與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 當鄰近地區開始、甚或已經超越自己的時候, 可以容許再睡一會才出發嗎? 如何穿越玻璃? 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 張智康的處境, 堪堪道出了香港創意人的窘局與困境.

另一個虛構人物是名為李曉華的十五歲單親受綜援家庭的少女, 以獎學金「創業」, 自立品牌, 生產自己「創意設計」的Cap帽在街頭擺賣, 以助家計, 被傳媒炒作為香港少女的夢, 後來被發覺其設計是抄襲自電玩遊戲. 由於現代社會實在太乏這類模範, 結合了「孝順」, 「勵志」, 「創意」三個社會正確元素的「窮美少女自創品牌」的戲劇新聞大大合乎「市場」所需與所渴, 於是輕易觸動社會大眾, 縱使事後被揭發是抄襲侵權行為, 仍為不少市民所感性接受, 甚至有企業聘少女任設計. 其實社會大眾對這個新聞故事的反應本身才算得上是新聞, 說明了感性煽情可以主導大眾輿論的是非觀與價值觀, 展示了民眾的獨立思考與認知能力是如此的脆弱, 這個社會現象實在值得令人深思.

《賣飛佛時代》不但提出了香港文化創意人的困惑, 也道出了現代傳媒的濫權力量. 傳媒可肆意感性泡製出英雄與宵小, 可左右市民的是非觀.

香港有創意人的困惑, 有過創意人的「飛佛時代」(favourite time). 澳門呢? 如果當今正是澳門人的飛佛時代, 甚麼時候才是澳門文化創意人的飛佛時代? 創意滋長於存在自由與生存競爭的環境, 兩者澳門可或缺少了甚麼?



















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屬於澳門的「奧戈」

於澳門回歸前後, 關於澳門人尋根、尋找身份的戲劇故事雖不算多, 總也有好幾個, 而由非土生葡人的作者從澳門土生葡人的角度通過戲劇去探討土生葡人的”根”的問題, 印象中「奧戈」(Diago)這部電影是筆者看過的第一部.

「奧戈」是一部改編自本澳女作家廖子馨的原著小說的澳門影片, 它借助男主角奧戈尋根的故事, 描寫土生族群於澳門99年回歸之前的去留抉擇與對自我身份的困惑. 奧戈的職業是移民局警員, 駐守澳門與內地的出入境關口. 他生長於一個華人家庭, 卻有一張中葡混血的臉孔, 他於澳門回歸前夕決定追查自己那葡人生父的下落. 他的土生朋友之中有決定”回”到葡萄牙去, 也有決定留守澳門, 並且學習普通話以適應新社會. 奧戈則拒絕學習普通話, 甚至不肯回家, 以疏離自己的華人養父. 他對周邊社會將要發生的事表現漠然態度, 自我抽離於社會, 深陷於自我身份迷惑之中. 整部影片就是從奧戈的視點看澳門社會面臨99的變遷與奧戈的土生友儕的去留抉擇,

影片中重覆過好幾次這樣的一組頗堪玩味的鏡頭: 奧戈在中澳出入境裡值勤, 高坐在被玻璃封閉了的卡座裡, 查核入境人士的證件, 冷然面對著從內地魚貫進入澳門境的人潮; 一俟午夜十二點過後, 大堂從鬧哄哄切變為一片死寂, 他獨自一個人躑躅於空蕩蕩的出入境大堂之中, 徘徊於中葡關卡之間, 偌大的空間空洞地迴響著他一個人獨行的步伐聲……

另有這樣一場戲: 奧戈從㗎啡館裡衝出來, 追上他那剛離開的妹妹, 揪著她的同行男性朋友, 惡狠狠地將他推向牆邊, 警告他不得跟他的妹妹來往發展, 根據奧戈對妹妹的解釋是(大意) : 「……他是『土生』, 沒有『家』…...」這一小節戲表明了奧戈對自己族群的漂泊感傷.

在一個晚飯上, 他告訴家人他的名字喚奧戈(Diago), 他放棄了原來的中文名字阿力. 他頑固地追問母親他的親生父親是誰, 他的母親最後祗肯定地應了他一句: 「你祗有一個父親.」 她給了兒子一個堅定答案: 奧戈祗有一條根, ---在澳門. 尋根的最終結果是, 他飛到了里斯本, 找著了親生父親居住的房子, 將親生父母的舊合照夾在門縫裡. 奧戈最終回歸澳門.

華人的麻將與土生歌曲在影片裡擔當了不輕的象徵符碼. 奧戈跟他的土生朋友閒暇總愛到酒吧或桌球室裡聽葡文歌曲, 也喜歡聚在一起打麻將 、 吃土生葡菜; 當他千里昭昭飛往葡萄牙里斯本找尋生父, 找到澳門駐里斯本聯絡處, 聯絡處的人告訴他 (大意) : 「從澳門回到里斯本的人都愛到這兒來聚會, 因為這兒是惟一有麻將打的地方.」奧戈平時會喝涼茶, 喜歡吃葡萄牙沒有的葡國菜, 夜裡放工總會到街外吃上一個澳門豬扒包作夜宵, 同時他會憂慮於土生話的可能有一天會消失. 澳門的土生葡人就這樣子生活在中葡文化之中.

「奧戈」的另一條副線也是另一個關於「尋」的故事; 應聘到警局教警員普通話的女教師李念從內地來到澳門尋找她多年前的舊戀人馬賽, 馬賽也是土生葡人; 她多方打聽, 卻遍尋不獲, 直到將近影片結尾, 馬賽的淡然出現與導演的處理手法卻是神來之筆.

電影帶有濃濃的歐洲電影風格, 配合了澳門城市獨有的南歐色調, 使影片洋溢著南歐風情; 影片採用了很多長及中鏡頭, 緩緩的鏡頭移動, 帶動觀眾審視奧戈內心對自己的家庭、甚至澳門社會的抽離與隔膜.

土生葡人是澳門歷史的一部份, 缺了對它的探索, 澳門的文史探究就欠缺完整, 「奧戈」這部影片的出現正好作一個補足.

不得不承認, 「奧戈」跟奧戈都是屬於澳門的.